当我们闭上眼睛，还是能看到挺着大肚子的秋菊、在台上歇斯底里的程蝶衣、准备开一家好梦一日游的葛优、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的老工人范伟向我们涌来……

2012年，江苏农村一个露天影院即将开始播放当晚的电影。图／图虫创意

70年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是从垂髫之年走到白发苍苍的人生旅程；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是三代人接力达成美好生活的家史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是美好变化一点点渗透进千家万户的见证。70周年是一个里程碑，也是一个新起点。

如果历史的指针能向前拨动70年，那些埋藏在旧时光的记忆或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，毕竟点滴积累起来的变化，让几代人面对截然不同的生活；那些一帧一帧闪过的画面也或许会让我们感到熟悉，毕竟，那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奋斗之路。

生活史是一个透镜，可以折射家庭的变迁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共同组成时代的洪流。站在一个历史节点审视过去，70年的生活点滴纤毫毕现，只有看清变迁，才能够明白今天何以来到今天，我们何以成为我们。

正如同捷克作家伊凡·克里玛所写的那样：“我仍然眷念着布拉格那铺满鹅卵石的街道，和所有踏过这街道的灵魂。”回望70年，我们能听到亿万中国家庭走过岁月的足音，它们在温热的细节里回响，一直通向明天。

1895年，圣诞节刚过不久，卢米埃尔兄弟准备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，放映自己拍摄的短片。受邀前来的法国社会名流，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最早的一批“观影人”。

一年后，中国上海徐园，常见有人挤在“又一村”茶楼的一角，看西洋影戏看得是津津有味，啧啧惊奇。

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再次和琴师、鼓师一同，合作了自己拿手的《定军山》片段，北京丰泰照相馆最好的技师负责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。后来片子在前门大观楼放映，前来观看中国第一部电影的人络绎不绝。

电影《定军山》剧照。

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建造的虹口活动影戏园，在上海乍浦路开张。由此拉开了“东方巴黎”“东方好莱坞”的繁华序幕。

电影诞生至今不过百余年时间，但这亦是整个人类社会工业化、信息化、现代化发展最为迅猛的百余年时间，而中国电影人与中国观众始终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。

当年，在卢米埃尔兄弟50秒的《火车进站》中，火车从右上方的景深处远远驶来，划过整个镜头，就好像要冲破银幕一样。不少观众还大吃一惊，赶紧起身躲避。

世界上第一部电影《火车进站》，片中的人物是一百多年前的人。

今天，看电影已然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——百货商场标配一间电影院；年轻人谈恋爱的经典流程即是“逛街吃饭看电影”；填写个人简历时，再想不到自己有啥爱好的人，都会在“兴趣”一栏中写上“看电影”……

原来，电影工业也早已像默片中的那辆火车，冒着腾腾蒸汽，悄无声息地，撞入了我们的生活。

它曾经是一门遥远的艺术，银幕上的人一板一眼，银幕前的观众正襟危坐，后来，它变成生活的回响，透过镜头，观众能窥见自己的身影。

而今，光影呼啸，年轻的面孔轮番登场，电影看得多了，电影里的世界倒好像离普通的中国人更远了。

经历了电影角色一点一点贴近普通人，又渐渐两脚离地的过程，看着这列火车驶近又驶远，坐在电影院里面对着索然无味的“大片”的中国观众，盼望着它重新回归。

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”

电影最初来到中国，天然带着一层高端滤镜，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疏离。

在中国电影产业尚不发达的时代，大量的译制片增加了这种陌生感，强化了观众的某种印象：电影里的人高鼻梁蓝眼睛金头发，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。

1950年夏天，《大众电影》杂志创刊，面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与影迷，提供资讯、深入报道与影评。第一位登上杂志封面的，是苏联电影《团的儿子》中的男主角“伐尼雅”。

《大众电影》创刊号封面。

伐尼雅是苏联作家卡捷耶夫笔下的一位“小英雄”，聪明又倔强。影片讲的就是他帮助苏联红军的骑兵战士打败了德军，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故事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国上映的电影中大量涌现了“伐尼雅”式的英雄形象——

由鲁莽冲动的小八路成长为真正革命战士的董存瑞、带领黑龙江老百姓开荒剿匪的老军人战长河、带领农民要在地主的平原上卷起风暴的朱老忠……

他们在电影中完成的战斗、胜利与成长，与银幕外老百姓告别黑暗过去，欢欣迎接新时代的当下相吻合。

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发生的转变，也在观众中发挥出强大的共情能力——当然，这种共情通常还是仰望的，这些英雄式角色，与普通人的生活还相去甚远。

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也是当年颇受好评的一部影片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放映员将幕布架好，大家便争先恐后将自己的板凳放到黄金观影位置。有些人住得远，翻山越岭，赶了几十里路也要过来看电影。

好位置是盼不上了，满满当当观众从四面将银幕围住。再后面一些的不用板凳了，都干脆爬到屋顶上、电线杆上，因为看电影太过入迷而摔一大跤也是常有的事。

1963年，受苏联电影《伊凡的童年》的影响， 崔嵬导演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小兵张嘎。虎头虎脑的嘎子哥在白洋淀闹出不少笑话，但他又是“一名优秀的战士”，一度成为众多50后、60后争相模仿的“偶像”。

小兵张嘎，是一个不同以往的革命战士形象。

影片宣传资料是这么介绍小兵张嘎的：歪戴破草帽，手拿木枪，身穿白褂，光着脚丫。他只有13岁，擅游泳，能爬树，会摔跤，爱咬人。机灵鬼透，野气逼人……

同一年上海《青年报》就有文章报道，有孩子把铁丝弯成“小手枪”，把火柴头当火药装在上面，在别人耳朵边放得砰砰响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嘎子哥也是一代熊孩子的“反面教科书”。

孩子忙于模仿偶像，青年人则充分利用看电影来找对象。

坊间曾这样形容七十年代的电影院：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，朝鲜电影又哭又笑，罗马尼亚电影又拥又抱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，日本电影内部发票。”一来二去放的都是那几部电影，谈的恋爱多了，台词都能背得出来。

但薄薄的幕布终归挡不住世俗生活的烟火气，在日复一日的单一题材影片里，观众解读出了别样的意义。

“快……快去救列宁！瓦西里……瓦西里是叛徒！”

作家叶兆言回忆，有段时间公映的外国电影只有《列宁在十月》和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。有人多次买票，就是为了看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中的那段《天鹅湖》。

据说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是东北厂译制的，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电影制片厂。无论是列宁，还是瓦西里，说话都自带一股东北味。

以至于人们说起影片中的经典台词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”，都会不自觉地模仿东北人。

更有传说某些地方不允许银幕上出现过分露骨的镜头，所以当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播放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，以及瓦西里夫妇拥吻的镜头时，放映员必须使出简单粗暴的剪片技巧——在恰当的时间用手挡住镜头。

七十年代末，高仓健的《追捕》播出，国内正流行的“唐国强式”奶油小生受到硬汉潮流的强烈打击，即便他们逢人便夸“你长得真像真由美”，也无济于事。

《追捕》1976年在日本首映，1978年引入中国公映。

作家莫言曾和友人争论，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到底有没有赚得国人一万吨眼泪。友人是这么算的：中国当时看过电影的有1亿人次，每人流一两眼泪，一算就1万吨了。

1972年的秋天，他曾经饿一天肚子跑50里路，到电影院为花妮的故事热泪盈眶。

30年后，莫言再看《卖花姑娘》，他“一边看里面的情节，一边想象自己忍着饥饿往县城奔跑，想起当时那么年轻，那样有追求，为了看一部电影可以不吃饭”，便依然泪流满面。

让这个山东少年感动的涕泪横流的角色，从英武的革命战士变成了异国的少女，奔跑着的莫言那时候一定想不到，一个属于平民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。

《卖花姑娘》剧照

中国电影的许许多多个“第一次”

八十年代属于启蒙，这一点在文艺作品上表现为人性的回归，具体到国产电影而言，就是宏大叙事的版图渐渐缩小，日常生活的题材渐渐扩大。

镜头一点一点放低，终于到了和普通人齐平的高度，我们能在电影里看到越来越多活生生的“人”——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轮廓，单一的性格，而呈现出属于生活的多元和温度。

青年制片厂诞生，青年电影人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探索之路，“第四代”登场。

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导演们组成了小团体，取名为“北海读书会”，并在誓词中写下：

1980年4月5日，时值清明，我们在北海聚会，相约发奋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，为我们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。莫道海角天涯远，但肯扬鞭有到时。

《香魂女》的导演谢飞回忆，“当时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。”

《庐山恋》就是时髦的代言词。

同一年电影夏天，电影《庐山恋》上映，演员张瑜和郭凯敏在银幕上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“第一吻”。

无论是演员们靓丽俊朗的外表，女主角43套的时尚换装秀，还是她的英文台词“I love my motherland”，都对当时观众的观影体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女主角张瑜即是凭借本片当选第一届金鸡奖和同年百花奖的“双料影后”。

据说今天庐山上仍有一家以影片命名的“庐山恋影院”，近四十年如一日地只播放电影《庐山恋》。

庐山恋影院，只放《庐山恋》。图／中新网

李连杰19岁的银幕首秀，便是与千年古刹少林寺的相互成就，用一人一毛钱的票价，创造了1.6亿元的票房神话。

当年原生态的剪辑技术背后，拳拳皆是真功夫。家仇国恨与儿女情长交织的95分钟，分分秒秒都牵动着全国观众的心。郑绪岚的《牧羊曲》前奏一响，人们还会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豪情万丈涌起。

摄影机前的陈凯歌和张艺谋，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。

1983年5月，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，破格批准以张军钊、张艺谋、肖风、何群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，成立全国第一个“青年摄制组”，下达生产令投产《一个和八个》。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舞台由此揭开序幕。

《一个和八个》里的很多演员后来成为大腕，比如这位。

第五代导演让中国电影实现了许多个“第一次”。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《秋菊打官司》分别拿下金熊奖与金狮奖，陈凯歌的《霸王别姬》获得了1993年的金棕榈奖……

《红高粱》那张著名的合影。

张曼玉凭借“阮玲玉”摘下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，巩俐凭借“秋菊”摘下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后，葛优、夏雨也分别获得戛纳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影帝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史上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空前的，先后有5部华语片曾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青睐。

中国影片在不断走出去，第一部“西方大片”——《亡命天涯》也在1994年登陆中国。此后每年我们都采用利润分成的形式，引进十部优秀的外国影片。

阿诺德·施瓦辛格、基努·里维斯、布鲁斯·威利斯、尼古拉斯·凯奇是一众90后观众最先接触的国外巨星。和国内武打片、动作戏影星不同的是，他们把耍帅扮酷放第一位。

但这些人都在1998年输给了能嫩出水来，最终“魂归大海”的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。当年《泰坦尼克号》一部片子，就夺走了全年总票房的五分之一。

你是在什么场景下，第一次看到这一幕？

巧的是，如今回过头来看前面几位男影星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样子，如果他们还出山拍戏，依旧能打，依旧能耍帅。而后者则随着岁月飞逝，早已在形象上放飞了自我，摇身一变成了“彻底的演技派”。

而随着90年代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，人们对于文化娱乐需求也随之迸发。VCD、DVD播放技术的出现养活了街头巷角的光碟店。到电影院看当期电影还是少数情况，在自家里拉上窗帘看港片才是正经事。

一部《红番区》，让成龙与贺岁喜剧紧密相连。

《赌神》《古惑仔》的漫改，周星驰的无厘头，成龙的动作喜剧给中国观众留下多深印象？从众演员的“昵称”就能看出大家对他们的敬仰——哥哥、发哥、星爷。这么多年了，从拍片数量来看，成龙大哥还是你大哥。

20世纪末的一个圣诞节，中国第一部贺岁片《甲方乙方》上映。电影主创的收入首次与票房相捆绑，中国电影从此进入“营销”时代。

《甲方乙方》是讲如何造梦的。在这场梦境的影响下，看贺岁片就和看春晚一样，成为人们一年一度的生活习俗。并且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，人们辞旧迎新，相互祝福的贺岁时分，都不忘提一嘴冯小刚和葛优的名字。

一种稍稍高于现实的写实主义，一种微微游离于真实的白日梦，成为中国电影无往不利的道具。它终于完成了从最初的舶来品到本土艺术的蜕变，简单来说，就是电影里的人越来越接近活生生的人。

《霸王别姬》主创在戛纳，模糊的照片背后，有让所有影迷激动战栗的感染力。

电影即生活，可生活不全是电影

21世纪初，我国实施了院线制改革，电影产业链的收益群体开始出现分化。

一张卖60元的电影票，电影院和院线赚30元，剩下的交了5%的专项基金和3.3%税金后，由发行和制片方分账。电影票在各方不断争求利益中不断涨价，观众成为唯一的买单人。

过去座位多、空间大的影院、戏院逐渐被淘汰，取而代之的是最多容纳100人左右的影厅，屏蔽了光线与杂音，开了杜比环声和3D，观影体验越来越极致，观影成本也越来越高。

《阿凡达》是许多人第一部戴着3D眼镜看的院线大片。

任谁都能嗅到，一个属于市场的电影时代已经到来，可谁又能料到，中国电影就此转了一个弯，与普通人的日常百态渐行渐远。

电影制片、发行与放映的准入资格放开，民营电影崛起成为主力军，中国迅速成为“电影大国”。

新世纪前后的两部经典电影，《卧虎藏龙》和《英雄》，叫好又叫座，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影迷的掌声。

曾经遭遇差评的《英雄》，豆瓣评分已经回到7.1，很多人表示，应该“重新认识”这部电影。

名导演+名演员+大制作+大投资，似乎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中一条屡试不爽的公式。那些年我们似乎在银幕上看过了太多类似的“古装武侠大片”——《十面埋伏》《夜宴》《无极》……

这些电影既延续了观众对武打片的好感，又把只停留在拳脚上的功夫往东方哲学的方向上推进了一步，本无可厚非。

只可惜同质化的电影一多，主创团队对故事本身一疏忽，水准渐渐放低。高票房和高质量成为逐渐分离的两件事，大片，终于成了含义不明的一个词。

当年传奇的第五代导演们也只能拍出空有华丽场面的《无极》和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。

当年争议无数的《无极》。

前者由中日韩三地最红的演员出演，耗时3年打造，最后只成就了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》。

后者剧本更改编自《雷雨》，有“流量王”周董加成，轻松成为当年票房冠军。但看豆瓣5.5的评分，也知道观众尝了都知道这不是好电影那个味儿了。

但据说正是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宏大场面，才让张艺谋获得了两年后在北京奥运会上大展拳脚的机会。

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里的大场面。

“大片”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市场中一个“变质”了的词语。无独有偶，依照“类型电影”的操作模式，让中国诞生了一批好电影，也衍生出更大一批烂片。

“囧”系列的拼贴式喜剧火了，就出现了一系列复制品；小妞电影受众多，也涌现了一大批制作小妞电影的人……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“大片”给导演们带来了开拓电影新方向的名和利。而与此同时，也有电影人在低成本的有限条件下，不断突破类型片的局限，不断尝试中国故事的新维度。

总体而言，在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扩张、蛋糕越来越大的大背景下，关注度最高的那一批影片却走上了“反生活”的道路。在眼花缭乱的光影里，我们听不到生活的语言，看不到平凡的日常，更见不到活生生的角色。

他们要么飞来飞去，要么遭遇离奇，即便上班，也身处一个和现实社会脱节的虚假职场之中，演绎着编剧、导演和投资人既定的当代幻梦。

当然，浮夸的演技、糟糕的场景、凌乱的台词、奇葩的情节也在加重着不真实感。

观众或许偶尔也会笑，也会感动，但是艺术的共鸣已经退化成周末的消遣，还没等走出影院，一部电影已经忘得七七八八。

相比于二三十年前的电影，银幕上的角色好像又不太像“人”了。

戛纳的红毯记录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和丑态。/ upsplash

《人民日报》就曾刊文点评21世纪以后的中国电影，提到市场对电影题材和内容的影响。在票房和数字的“威逼利诱”下，连现实题材的作品也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注和描写。

文章特别点名“《小时代》系列、《分手大师》等影片华丽空洞。没有挖掘人生的蕴含，表现人性的深度，没有体现出现实社会中的人情冷暖，让人回味真实、历史和生活的意义”。

网络语境下，人人都是一部电影的评判者，没有哪个元素是唯一的标准。在网友的“犀利批评”下，有人发微博道歉说自己用错了演员，有人要顶硬上继续“逐梦演艺圈”。

电影《影》剧照，喜欢它的人推崇它的形式，批评它的人指责它只剩下了形式。

我们说电影即生活，因为它“很少能靠自己成就一切，它是更大环境的一部分”。我们所能看到的每一部好片烂片，都是某个时代120分钟的缩影。

生活毕竟不全是电影。

拍了大半辈子的谢飞导演常对学生说，电影只是一种工作和表达手段，它有价值，但也不是那么伟大。

但凡有学生一腔热血：我这辈子就爱电影，我要为它活着。

谢飞都会怼他们：“你有病啊，为它活着干吗？”

更精彩的，都在银幕之外。

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剧照。

但我们始终期待着映射生活的电影，在其中看到真实的中国社会。

毕竟，我们曾有过那么多和这块土地、这七十年时光血脉相连的好作品。

当我们闭上眼睛，还是能看到挺着大肚子的秋菊、在台上歇斯底里的程蝶衣、准备开一家好梦一日游的葛优、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的老工人范伟向我们涌来……

他们是你也是我，他们记录着我们的昨天和当下，他们是比今天的诸多大片更令人动容的角色。

参考资料

戴继华，《1949年之后中国电影之中的“人民形象”变迁》

王学泰，《岁月留声》

张颐武，《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》

莫言，《莫言：从某一种意义上讲 看电影确实比吃饭重要》

陈煜，《中国生活记忆：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》

网易新闻，《看电影在中国是贵族消费》

FigureVideo，《谢飞：别说什么为电影而活，人生不全是这些玩意》